连士升先生：

        您好！

       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”，读了《回首四十年》，这是我最大的感触。其中您生命中的几次大拐弯，让我唏嘘。最是让我反复寻思揣摩的，是三次大迁徙：

        ——1937 年，七七事变，您离开了北京，选择了

香港。

        ——1941 年，香港沦陷，您来到了越南。

        ——1947 年，您离开中国，选择了新加坡。

        燕京大学曾经是您做学问舒展身手的地方。卢沟桥事件带来的暴戾，安心教学做研究的氛围没有了，您选择了南下港澳。感受了世道炎凉之后，您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我知道一个人的成功，除受天赋的资质和学问经验的限制外，主要的是脱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尽管“亲朋们的星散，社会关系的脱节，事业基础的破坏”，您很快安定下来，任《国际通讯社》编辑，期间完成了哈佛大学格拉斯《工业史》的中文翻译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次迁徙，您选择了越南。为什么是越南？您写道：“我自问不是搞政治的人物，而且与皇亲国戚毫无姻缘，跑到重庆去活受罪，谁也不理会。不如趁这机会跑到越南的乡下隐居几年，把学问的基础打切实些，将来和平之神降临后，国家需要建设的人才，届时或者能够给社会以一些贡献。”选定了越南，我暗忖您这是在仿效景仰的陶潜，实践一段返璞归真生活。虽言隐居，却不是无所事事。这四年，除了教学，您完成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克拉判《现代法德经济史》和《近代英国经济史》的翻译。读到这些资料，我禁不住又笑了。我在想，当年陶潜幽居，除了采菊、喝酒、纵情山水，怕没把心思放在翻译上呢。
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第三次迁徙，万不得已之下您离开了中国。您写道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到了生死关头，‘走’的确是个办法。”“因为经济压力迫得喘不过气来，所以我又决心逃亡。”然而，到了当年文化不发达的狮城，你竟然突破局限，完成了文化人的使命，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目，绿化了贫瘠的大地，而且把工作做到了极致。

        人与时代，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。同处一个时代，有些人及时行乐，免得过期作废；有些人消极遁逃，移情花草；有些人醉生梦死，有些人独善其身。可是读着您的文字，我想到的不是大时代的悲怆无奈，不是古希腊悲剧英雄不自量力的与命运之神顽抗的情节，也不是现代电视剧中儿女情长的廉价眼泪。一个人不可能选择他出生的时代，也不可能决定他的出身家境，人能够做的唯有在变幻的大环境中尽可能地完成自我的体现。如何把个人在时代中的位置摆好，这需要哲学、智慧、理性，要学问，要功夫，更要艺术。

        您的时代与我的时代相去甚远，但是从您在风云骤变的时局中所做的判断、抉择、运筹帷幄、安身立命，却给我启迪良多。

        走笔至此，网络视频正播放着的《莲心曲》。“不为风摇，不为雨藏⋯⋯任君来去，守我天朗⋯⋯采莲歌中根尘断，天涯无处不知音。”歌者敬善媛轻轻地吟唱，自若、自在、自由、辽远、飘逸⋯⋯

        滚滚红尘沉寂了，澄清的心明亮。

        雨声淅沥，抚卷夜思，我是否有所误读？

        连士升先生，还请斧正。

黄嘉一

2013 年3 月6 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