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  巴黎：与两个画家不期而遇

        1998年10月，秋收的季节，在巴黎奥赛博物院（Musée d'Orsay）的临时展览厅，聚集了好多农民，他们在播种、犁地、除草、耕耘、午睡、 收割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是的，一室的农民，一室的憨直。朴实的土地没有城市的浮华，没有刻意地去夸张渲染生活的辛劳、 烦琐、苦痛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、理所当然、真诚、发自内心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把农民们召集起来的是两个贴近土地的画家：米勒 (Jean-François Millet) 和梵高 (Vincent van Gogh)。

2   米勒：耿直的农民

        早在中学时代，画册上我就看过《播种者》、《晚钟》和《拾穗》，也由而认识了米勒的名字。

        米勒原本就是农民出身，象农民一样沉默寡言、木讷、不善辞令。在巴黎习画的时候就因为这样，时常被人戏弄。相传 1849年，35岁的米勒有一次听到别人对他的议论：“那个小子，除了裸体女人，别的什么都不会画了。” 他心有不甘，负气离开了巴黎，搬到乡下巴比松。他想：既然自己是一个农民，就在农村画好自己熟悉的作品吧。 由此，他开始了一系列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。

        《播种者》（ 1850年） 画的是一个身穿粗布衣服的农民， 腰挂种子袋，大步向前。 他一面用手从袋子里头掏出种子，一面把种子撒向大地。

        《晚钟》（1855-57年） 画的是夕阳西下，劳动了一整天的一对夫妇，听到远方教堂的钟声，站在田地上，低下头默默祷告。

        《拾穗》（1857 年）画的是三个农妇在刚收割完毕的麦田上，弯腰拾穗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管是 《播种者》、《晚钟》和 《拾穗》， 画面凝聚恬静、淳朴、善良。

        米勒的画，我们看不到扭捏作态的贵族小姐，米勒不画面目姣好的美女， 他以为：美的呈现， 并不在人物的容貌。 米勒也不画人物五官的细节。 他说：美的呈现，主要在于人物与他的活动构成的整体感觉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 《播种者》， 患了政治敏感 症的人说：“从人物迈进的姿态里， 我们可以听到革命的脚步声。” 对于《拾穗》，费加罗报的一个评论者说：“三个拾穗者的背后，地平线上映现造反派的长矛和1798年的断头台。” 另一方面，宗教界喜欢大量印刷他的 《晚钟》、《牧羊女》，借以传教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里头，究竟有多大的误解？多少的一厢情愿？ 这是一场喜剧？还是悲剧？

        有钱有闲的人，不会购置他的画作。没有人愿意让身穿粗布破衣的农民住进自己富丽堂皇的别墅楼房。

        把他当成社会主义同志的朋友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（Courbet）盛情邀请他参加巴黎公社。 他的        回答却是：“一个艺术工作者参与政治是不明智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米勒的画，让人看见农民的老实、耿直、坚韧、顽固。

        米勒的一生，像农民一样的贫困潦倒。

3   梵高：向日葵在燃烧  也在哭泣

        认识梵高，因为媒体不断在报道他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，现在画作在拍卖行又创新价位。因为，故事老在渲染他把耳朵割下来送给妓女的怪诞。因为，梵高是人们在探讨“天才或者是疯子” 的时候最常举用的一个例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很不情愿我是这样开始去认识梵高的。 我以为由画作的卖价去认识一个人的艺术是多么俗气，多么市侩。怪诞行径可以是我们茶余饭后的笑料。但是，我们可能用这样的野史去评论、去认识一个人严肃的艺术劳动吗？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我身处的社会让我只能够是这样开始。 我只好告诫自己：清醒一点，多一点保留，多一点疑问，不要热衷于成为花边新闻的消费者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还是得多谢梵高的天方夜谭般的故事。由于天方夜谭的夸张渲染，增长了自己的好奇心。由于好奇心，我开始收集梵高的画册，尝试了解梵高的心路历程。

        梵高作画的时间其实只有十年， 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。梵高作画是他经历了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创伤与对宗教的失望之后。画作，像梵高的爱情生活，宗教奉献，其实都是梵高急切的表露自己內心的狂热与躁动的一种媒介，一种方式，一种转移。梵高敏感与强烈的感情需要某种载体来投射、倾诉发泄。 梵高作画，不是他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寄托，其实只是他容易动情的个性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与宗教情怀的延续以及又一次的实践。梵高同妓女的爱情，是对弱小与卑微生命的怜悯，更是他对传统社会道德的反抗。

        《吃马铃薯》（1885年）画的是劳动者木然地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马铃薯。

         《向日葵》（1887 年）画的是向日葵在燃烧，也在哭泣。

        《麦田上的鸟鸦》（1890年）画的是麦穗与鸟鸦在风暴前的挣扎。

         无疑，最后十年的梵高把生活与生命都交托给了画布与油彩，他的生命和画布与油彩是合而为一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对于梵高，我还是保留着距离。 是梵高的放浪形骸与自己的保守拘泥格格不入？是下意识的以为梵高自己本身就是一例哗众取笼，梵高的不按步就班的艺术进程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？ 还是离奇的神话把梵高抽离，脱离了现实，叫人觉得失真？

        梵高于我，有太多的晦涩、暧昧。

4   排排坐：两个贴近土地的画家

        1998年秋天，在巴黎奥赛博物院的临时展览厅，出乎意料的，看见两个画家的画作并列， 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米勒，也重新认识梵高，感性的、视觉上的、也是充满心灵感应的。

        米勒的大量农民速写，既揭示了米勒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，这也告诉我们一张传世的画作产生之前需要的基础、铺垫与等待。米勒一生的坚持，动力除了是家族世袭的宗教 教化、奉献，而更在于他农民一样的稟性： 诚恳的、刻苦的、从一而终的固守。我似乎听到米勒在说： 话，由别人去说。画笔，留下心中感受到的。

        画展也展出了梵高对米勒画作所作的大量临摹。原来长着一身傲骨的梵高也有谦逊虚心的时刻， 大量的速写、临摹，说明了他奋进求知的决心，毅力与自律。梵高不再是一个神话人物，梵高可亲得多了。虽然，梵高对米勒画作的临摹，严格意义上，并不是临摹。 不管梵高本身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，梵高，作为一个个性强烈的人，他永远不会对别人的作品作简单的、纯技术的复制。同样的题材、 同样的构图，梵高画出的必定是不同的理解和感触。 他不善于抄袭、也不会同自己内心的感触妥协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似乎看见马铃薯是梵高在泥土里头挖出来的。向日葵是由泥土上长出来的。扭曲的、旋转的云朵是梵高躺在麦田上看见的。梵高与土地是那么贴近。

        并列的《播种者》，两位画家分别绘于1850年和1881年，让我从米勒的成熟、稳健、豪迈，走向梵高 1881 年初学画期间的稚气、青春、 心比天高。

        并列的《第一步》，两位画家分别绘于1858年和1890年，让我从米勒温馨、和谐、慈爱过渡到梵高的勇气、力度与斑澜的色彩。

        并列的 《星空》，两位画家分别绘于 1865 年和1888年，让我从米勒的宁静、安祥、神秘，跳跃到梵高的眩目耀眼、激荡缭乱、开门见山。

        两个画家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：一个安贫知命；一个愤世嫉俗，不甘寂寞。

        两个画家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：一个敦厚；一个狂烈。一个在宁静的宗教生活中游戈； 一个游离。

        两个画家，生活在两个不完全重叠的时代。 但是一样的清贫， 一样的寂寞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，暴烈的梵高怎么又会敬仰敦厚的米勒？怎么与米勒投缘？一样的对城市生活的背离，一样的农民性格， 也一样的自我！

        我在画廊里浏览，久久地来回踟蹰、沉思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我在学习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与重新认识画作与画家，希望自己能够远离鹦鹉学舌的平庸。 我希望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，用自己消化了的知识与原始触动动去解读、去发现，重新解读、重新发现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我的眼睛与触觉，像枫叶一样，在秋天苏醒……